江阴：“案件承办人”变身“主审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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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月7日上午，江阴市人民法院华士法庭内，法官助理黄静宇正在调解一起离婚案件，书记员王杰做记录，另一名法官助理高雅静到交警队调取一起交通肇事案的材料。与此同时，主审法官陈教智正在审理一起公告案件。根据排定档期，黄静宇正在调解的离婚案将是陈教智的下一个庭审案件，由书记员赵丹做庭审记录。这个配合默契的“五人组合”当天审结了8起案件。

1015件，这是陈教智带领 “五人组合”交出的2016年“成绩单”。而在2013年以前，已是“办案冠军”的陈教智年均办案量在300件左右。“以前是单打独斗，现在是团队作战。”陈教智把这一巨大的进步归功于“团队的力量”。

早在2012年9月，江阴市人民法院率先在人民法庭启动审判组合模式改革。2013年10月，江阴市法院被最高人民法院确定为审判权力运行机制改革试点法院后，通过组建由主审法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组成的“1+N+N”审判团队，建立以司法责任制为核心的审判权力运行机制。对此，江阴法院院长王立新形象地比喻道：“独任法官好比审判组合的‘头’，指挥和调动着法官助理、书记员作为‘手’和‘脚’开展工作。”根据独任法官的工作量，“手”和“脚”的数量可以按需调配。

谈及改革前，陈教智戏称过去的法官不像“坐堂”的，倒像“跑腿”的。“从收案到结案法官全要‘一肩挑’，70%以上的精力都用于取证、调解、送达文书这些琐碎的事务性工作，花在研究案子上的时间很少。”与传统的“一审一书”模式相比，改革后的审判组合在法官和书记员之间增加了法官助理这一新变量。作为主审法官，陈教智只需一门心思断案，协助其办案的有法官助理和书记员，法官助理主要承担审查诉讼材料、庭前调解、接待当事人、起草部分法律文书等辅助工作，书记员则负责庭审记录和案件整理归档。

优化审判组合，释放出的是巨大的“审判生产力”。2014年以来，全省74个试点法庭法官人数减少60多人，结案数却增长13.05%，审判质效各项指标良好。

陈教智也感受到“效率大大提高带来的成就感”，有的案子开庭十几分钟就结束了。一段时间下来，他所在的法庭上诉率下降，调解率提高，发回重审或改判也降低了。

更重要的是，陈教智感觉自己更像一名法官了。原来法院实行汇报案件制度，法官开完庭，先向庭长汇报案件。事实是怎样的，怎样适用法律，庭长审批之后，才能签发法律文书。改革后，签字权还给了法官。“以前庭长的意见跟我的意见不一致，可以不签发法律文书，案件没法结案。”转变身份后，99%以上的案件都由陈教智自己拍板定案，无须向庭长、主管院长汇报。

改革后，法官们研究案子的热情也高涨了许多。为此，江阴法院还专门成立专业法官会议。“法官会议就像医院专家会诊，遇到疑难复杂案件就拿到这里讨论，不过他们的意见只作为参考，我可以不接受。”陈教智曾审理过一起因建筑事故引发的人身伤害案件，事故双方到底是雇佣关系还是承揽合同关系，法律认定争议比较大。当时法院的大多数法官认为属于雇佣关系， 陈教智带领团队经过大量的调查和反复论证后，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判决。

江苏高院有关负责人坦承，在改革试点过程中，曾经存在着彻底放权后案件质量可能大幅下降的担心，但改革试点结果打消了这种担心。根据江苏高院审监庭的统计数据表明，74个试点法庭2014年平均发改率为2.15%，再审案件数为43件；2015年平均发改率为2.4%，再审案件数为48件；2016年上半年平均发改率为2.28%，再审案件数为25件。“从总体看，无论是发改率，还是再审案件数，均没有出现明显上升，案件质量保持稳定。”

把权力还给法官的同时，责任的担子也压了下来。“以前有靠山，遇到问题就跟相关领导汇报，反正最后出事情，追究起来，板子也不一定打在自己身上。但现在如果发改的案件，都要追究主审法官的责任。”跟以往相比，陈教智觉得审理案件更加审慎，要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斟酌才敢下笔。

问到改革给自己带来的最大改变，陈教智笑着说：“以前办理案件，我们叫‘案件承办人’，现在大家都叫我‘主审法官’。”如何完善这一改革，陈教智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法官助理可以说是这项改革的一个核心变量，怎样吸引更多法律专业毕业生进入法官助理队伍，让他们有更好的发展通道，有待在改革中进一步完善。” 对于如何追责，陈教智也有一些顾虑。“如果法官故意违法枉判，当然应该追责，但如果只是主观认识不同，就要被打板子，这可能会让很多法官都不敢断案了。”

江阴探索出来的“1+N+N”审判团队模式改革，不仅在江苏基层法庭全面推广，也为全国司法体制改革提供了鲜活的经验样本。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就曾对江阴法院的改革模式批示肯定，并要求最高法司改办总结推广。（顾敏）